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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的中国历史

  中国历史

  起源

 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。《诗经》中就讲究翻译的信达雅,《礼记》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。《周礼》中的“象胥”,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。《礼记·王制》提到“五方之民,言语不通”,为了“达其志,通其欲”,各方都有专人,而“北方曰译”。后来,佛经译者在“译”字前加“翻”,成为“翻译”一词,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
  由于中国早期历史所处的环境,中华文化的近邻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自己的文字,所以直到佛教传入前,翻译并不广泛存在。

  历史

  宗教文献翻译在历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,如在佛经翻译中,译者在翻译经藏的时候往往会在文件中修饰,令译文更切合中国文化。他们会在译本中增加一些中国的传统观念,如孝道等。

  据中国君友会佛教文献记载:玄奘(公元600-664年)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,是一个立志高远、意志坚强的僧人。二十八岁时,他抱着「一睹明法了义真文,要返东华传扬圣化」的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。唐太宗在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中对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:「乘危远迈,杖策孤征,积雪晨飞,途间失地,惊沙夕飞,空外迷灭。万里山川,拨烟霞而进影,百重寒窗,蹑霜雨而前跃。」玄奘西行印度一十七载,其间历经艰辛,回国时已是四十五岁左右。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,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译经,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,共计一千多万字。玄奘的译着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。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作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,指出「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。」

  在中国,佛经的翻译自后汉至宋代,历一千二三百年,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,在世界上是空前的。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,也以佛家为最有系统,最深刻。晋代道安(314~385)主张质,即直译。他提出了"五失本",意思是,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,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。他又提出了“三不易”,意思是,三种不容易做到的情况。苻秦的鸠摩罗什(344~413)则主张除“得大意”外,还须考虑到“文体”。他说:“天竺国俗,甚重文制,其宫商体韵,以入为善。凡觐国王,必有赞德;见佛之仪,以歌叹为贵,经中偈颂,皆其式也。但改梵为秦,失其藻蔚,虽得大意,殊隔文体,有似嚼饭与人,非徒失味,乃令呕哕也。”(《高僧传》卷二《鸠摩罗什传》)隋代彦琮(557~610)最推崇道安的理论,他主张直译,提出“八备”和“十条”。“八备”指翻译者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;“十条”指他对译文体例、格式的十种规定。到了唐代,玄奘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,文质并重,但似以质为主。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。《翻译名义集》中记载了他的“五种不翻”的学说,指出有五种词语只能译音。北宋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,提出翻译佛经的"六例",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。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:"翻也者,如翻锦绮,背面俱花,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。"这个生动的比喻,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(如翻锦绮),它将(语言的)形式加以改变(左右不同),而内容不变(背面俱花)。

  北宋(960~1127)初期还有翻译活动,以后逐渐衰微。它的重新兴起始于明代(1368~1644)永乐五年(1407)。那时由于对外交通的需要,创立了四夷馆,培训翻译人才。明代末期,西学东渐,翻译工作更活跃起来。但此时翻译的方向已完全改变,不再是印度的佛经,而是欧洲的天文、几何、医学等方面的典籍,中国翻译史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 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对翻译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(1552~1610)说:“且东西文理,又自绝殊,字义相求,仍多阙略。了然于口,尚可勉图;肆笔为文,便成艰涩矣。”这是说,中西语言结构不同,文章脉络不同,西方有的术语为中国所无,口头解释一下还可以做到,笔译成文,人家就看不懂了。同时代的一位中国科学家李之藻(1565~1630)在描写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译书态度时说:“诸皆借我华言,翻出西义而止,不敢妄增闻见,致失本真。”此时的翻译往往用合作方式,同初期佛典翻译相似,即中国学者与外国人合作翻译,润文的责任则放在中国学者身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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