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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的西方历史

  西方历史

  在欧洲,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。有人甚至认为,欧洲文明源于翻译,上至罗马帝国,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,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。有人说,用古希伯来语写的《圣经旧约》和用希腊文写的《圣经新约》,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,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,2000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不会产生,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。自翻译《圣经》起,将近2000年来,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。《圣经》的翻译是一件大事,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。在古代希腊、拉丁文学方面,荷马的史诗、希腊悲剧、喜剧和抒情诗,忒奥克里托斯(约公元前310~前250)、卡图卢斯(约公元前87~前54)、普卢塔克(约公元46~120或127)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。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,阿拉伯译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,如维吉尔、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塞万提斯、安徒生、易卜生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莫里哀等等的作品,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。在东方文学方面,阿拉伯的《一千零一夜》、日本的能剧、中国的小说诗歌、印度的《故事海》、《薄迦梵歌》、《沙恭达罗》等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《五卷书》,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,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,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  翻译派别

  实践产生理论,欧美许多国家的翻译理论是五花八门的。从大的方面来看,可以分为两大派:一派是翻译可能论,一派是翻译不可能论。其实,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没有的,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没有的。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。欧洲许多著名的人物,比如马丁·路德、M.阿诺德、F.W.纽曼、J.B.波斯特加特、H.白洛克、 Fr.R.诺克斯、V.那巴可夫等等,都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。据《开塞尔世界文学百科全书》的意见,这些理论中有些是刚愎自用的。

  争论

  翻译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讲话,必然涉及两种语言:一种是原来那个作品或者讲话的语言,德国学者称之为Ausgangssprache(源头语言),英美学者称之为Original或Source language;一种是译成的语言,德国学者称之为Zielsprache(目的语言),英美学者称之为 Target language。二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。因为,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上来讲,绝对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。一个翻译者,不管水平多么高,也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源头语言,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达过来。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。关于翻译工作,一般的看法是,逻辑的抽象的东西,比如说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等著作,翻译起来比较容易。但是也有含义转移的危险。重在故事情节的作品,比如浅薄平庸的小说之类,翻译起来也比较容易。重在说理或鼓动的作品,比如格言诗、论战文章、政治演说、有倾向性的剧本,以及讽刺文学等等,翻译起来也不十分困难。但是重在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,翻译起来就极为困难。在这里,翻译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创作,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原作,原作的神韵、情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仿制的。特别是源头语言中那些靠声音来产生的效果,在目的语言中是完全无法重新创造的。

  除了翻译可能与不可能的争论之外,还有直译与意译的争论。这种争论在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,但在中国尤其突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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